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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忏悔录》中的直接引语分析

发布日期:2019-08-24 00:26   来源:未知   阅读:

  编者按《忏悔录》作为一部典型的自传,在再现让-雅克过去的话语时,遵守了自传写作的惯例:直接的话语的出现不仅数量少,而且篇幅短。让-雅克的直接话语像聚光灯一样是自我英雄化的一种手段,是内心的即时、直接的

  《忏悔录》作为一部典型的自传,在再现让-雅克过去的话语时,遵守了自传写作的惯例:直接的话语的出现不仅数量少,而且篇幅短。让-雅克的直接话语像聚光灯一样是自我英雄化的一种手段,是内心的即时、直接的表达,且大多是在一种极度激动、亢奋的情形下发出的,不是传递某一信息,主要是传导某种激情。让-雅克话语的这一特点与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及《论语言的起源》中所描述的人类最初的语言十分契合。卢梭通过再现其“所言”最终落实为其“所是”,这个“所是”就是他在各部著作中反复表达的自然人形象。卢梭在自传中再现让-雅克及其话语时是以自然人为原型的。

  文艺批评家巴赫金说:“使小说成为小说、并创造其独有文体的主要手段,便是说线]德国文学理论家凯特汉伯格说:“不论在史诗形式还是戏剧形式的作品中,直接引语[和对话]属于[]最重要的虚构化手段。”[2]二人的论述道出了直接引语在虚构类作品中的基本又特有的作用,直接引语显然是塑造人物性格的最典型手段之一,读者完全可以根据人物特定的语言判断其性格。作为一种叙事,自传可以使用小说的一切手段[3],但是在直接引语的使用上,自传的自由度无论如何不能与小说相比。因为小说不指向一个指涉性现实,而是构建一个虚构或想象的空间,读者无需关心话语的实在性。而自传旨在再现一个确实存在过的遥远的现实,自传的这一基本要素决定了对话或直接引语是最可疑的,直接引语的频繁使用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内容的可信性,引发读者的质疑。小说化、戏剧化的话语更是自传之大忌,不仅不能为其增色,反而会损害其根本,故而使用此类话语历来被自传家视为雷区,如19世纪的埃德加基耐在其自传伊始便明确宣布:“我甚至排除了对话形式,因为多年之后很难回想起每句线]

  卢梭在《忏悔录》中遵守了自传的这一默认的成规,在直接引语的使用上惜墨如金:全书出现直接引语的情况总共不到一百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物的话语是以间接形式呈现的,在此背景之上偶尔散落着一些或长或短的直接线]。如果把书中间接话语喻为海洋,那么以直接引语出现的直接话语就像星星点点浮出水面的小岛。出自传主让-雅克[6]之口的直接引语更是屈指可数,只有二十余处,每处也不过寥寥数字、数语,成段的独白极为罕见,在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的《忏悔录》中无足轻重,甚少引起人的注意。即使这为数不多的直接话语也很难称得上让-雅克在过去的真正所言,其作用更多是功能性的,其中隐约闪现着卢梭的语言哲学思想。直接话语虽短虽少,其所蕴含的意义却并不贫乏。我们知道,卢梭在其理论著作中反复回到起源问题,描写了自然人的生存形态,除了借助于假设和想象外,也不时把自己的影子投射到自然人身上;而他在其自传中为了建构自我的形象,又反过来把自然人的影子投射到自我身上,来再现过去的话语及其形态。

  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根据小说中叙述者对人物原话的模仿程度,将人物话语按照再现的忠实性从低到高分为讲述话语(discours narrativis)、转换话语(discours transpos)和转述话语(discours rapport)。讲述话语模仿度最低,距离原话最远,话语具体信息基本丧失,几乎变为纯粹的事件叙事;转换话语是叙述者以间接引语形式转述人物的话语,并非一字不差地复述,而是对话语加以凝练,与自己的话融为一体;转述话语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直接引语,叙述者佯装把发言权完全让给人物,其模仿力最强。[7]我们可以把讲述话语和转述话语统称为间接话语,二者只是模仿程度不同,其共同点是叙述者有意磨平人物话语的个性和特点,以自己的语言来过滤人物的话语,在间接传达人物话语的同时也打上了自己的倾向性,不仅造成信息丧失,而且使信息有所失真;转述话语是直接话语,一字不差地直接引用人物的话,其表达性、忠实性最强。

  一般地说,直接话语类似于戏剧中的场景,用来传达较为重要的信息,“直接文体的使用就像聚光灯一样照亮中心人物”[8]。间接话语用于传达相对次要的信息。直接话语和间接话语在视觉上造成的光与影的对比以及它们在文本中的转换,也导致了说话者前景化和背景化的更替。让-雅克与华伦夫人的直接话语权的易手最典型地说明了直接话语的这种聚光效果。在《忏悔录》中曾经开口的众多人物,除让-雅克之外,最频繁的直接话语来自对让-雅克有过知遇之恩、被其称作“妈妈”的华伦夫人。在安纳西、尚贝里、沙尔麦特等被幻化的伊甸园里,华伦夫人的每次出现或让-雅克每次回到她的身边几乎都伴随着她的亲切声音。[9]特别是令卢梭无限回味、反复提及的与华伦夫人的初次见面:以直接引语出现的华伦夫人的话语对于收留漂泊无定的让-雅克产生了一锤定音的效果。[10]这位昔日情人的直接话语不仅在听觉上像穿越半个世纪的悠长回声,对于晚年颠沛流离、倍受磨难的回忆者来说不啻为一剂抚慰镇痛的良药,而且在视觉上像是投射在华伦夫人身上的强光,使其散发着圣母一般的光晕。可是,同样是在华伦夫人身边,让-雅克却发现自己的管家和情人的位置已被他人取代,在他失去华伦夫人而最终走出伊甸园化的沙尔麦特时,华伦夫人的直接话语权悄悄地被剥夺,她对自己移情别恋的辩解呈现为一系列间接话语:“她很快就已非常直率的态度向我说明了一切,[]她认为这是极平常的事情,她责备我对家里的事情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还说我时常不在家”(272)。经过叙述者间接转述的话语将她华伦夫人推向背景,原来投射在她身上的光束变暗,转而射向让-雅克,将他推向前景,他内心的委屈和痛苦以直接话语形式倾泻而出:“啊!妈妈,我以难以压抑的难过心情向她说,你怎么竟跟我说这样的话呀?我对你的热爱所得到的就是这样的报酬吗?你曾多次挽救了我的生命,难道就是为了剥夺令我感到生命之可贵的一切东西吗?我将为此而死去,可是将来你想起我的时候一定会后悔的。”(272-273)而华伦夫人的辩白只不过是毫无说服力的托词和应付,被消解于叙述者的转述中:“她用十分平静的态度对我所作的回答,简直快使我发疯了。她说我还是个孩子,一个人是不会因为这种事而死的,她说我什么也不会失去,我们仍和以前一样是好朋友,在一切方面都还是同样的亲密。”(273)华伦夫人无力的安慰和表白激发了让-雅克更为激烈、更为夸张的反应,他的话语和感情如开闸的洪水奔涌而出:“我立刻跪在她的脚下,搂住她的双膝,泪如雨下。不,妈妈,我激动地对她说,我太爱你了,决不能使你的品格受到损害,占有你,对我来说实在太宝贵了,我不能同别人分享。”(273)

  《忏悔录》中的让-雅克敏于感,懒于思,讷于言,惧于行。他尤其不善言辞,笨嘴拙舌,这一缺陷造成了他说话时的自卑、恐惧和逃避。在私密的、面对面的交谈中,他无话可说,如坐针毡,以至于经常被人当做傻子。在公共场合众目睽睽之下,他更是苦不堪言。每逢必须开口,他便惶恐不安,经常在开口前便泄了气,落荒而逃。虽然让-雅克是一个话语的低能儿和囚徒,但是他偶尔也曾慷慨陈词。在《忏悔录》中,让-雅克开口最多,最为雄辩的时刻通常是在他与人的交往中处于劣势,发生交恶、交锋、其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刻。让-雅克离开了华伦夫人和沙尔麦特懒散的节奏和闲散的生活后,进入了越来越充满敌意的社会,他感到需要开口说话,需要用话语来表达感情或为自己辩解,需要让人听到他的声音。有时在激情勃发时,让-雅克一改往日的口拙,他的声音冲破叙事,形成直接的独白,构成戏剧般的场景。

  “在一个话语场景中,使用直接陈述赋予说话者以某种攻击性:对面的以间接陈述表达的人陷于无力的缄默中[]。因此,直接和间接呈现出人物力量的对比。”[11]在威尼斯,让-雅克担当法国大使的秘书,这一工作是他一生中所从事的唯一正式职业,也是他真正投身社会、陷入各种社会交往和关系的时期。他的仗义执言,他为了自身的尊严和利益而进行的抗争很快使他与上司、同事及周围人的关系发生恶化、紧张,直至爆发冲突。让-雅克与一个又一个的对手交锋,他的话语也一次又一次地浮出叙事的水面。试看:

  看到他这样卑鄙,我愤慨极了,干脆拒绝了他的建议。他还坚持,我就火起来了。“不能,先生,”我气呼呼地对他说,“请阁下把属于阁下的利益留下,而把属于我的留给我;我永远也不会让给你一文钱。”(307)

  我一被引进去,就摘下面具,说出了真实姓名。那位参议员登时脸色惨白,手无足措。“先生,”我用威尼斯的习惯对他说,“我来打扰阁下,很抱歉。但是在你的圣吕克戏院里有个叫维罗奈斯的人,他已经受聘为法国国王服务了,我们曾派人一再向你要他,可都没有效果,我来此是以法国国王陛下的名义向你要这个人的。”我的简短的致辞产生了效果。(311)

  维塔利想对我说几句道歉的话,我不接受。“明天,先生,”我对他说,“你在某点钟,到我受了侮辱的那所房子里来,当着看见我受辱的那些人的面,向我道歉;如若不然,后天,无论如何,我告诉你,不是你,就是我,必须离开这个大使馆。”我这样坚决的语气使他慑服了。(316)

  “ 怎么!”他气势汹汹地对我说。“我的秘书,连起码的贵族都不是,竟想与一国元首同席?我的随员们都不同席呢。”“是呀,先生,”我反驳说,“阁下给我的这个职位本身就使我是高贵的,只要我在职一天,我比你的随员,不论是贵族或自称贵族,都要高一级。他们不能参与的地方我能参与。你不是不知道,将来你正式回朝的那天,仪节上以及自古以来的习惯上都规定我要穿着大礼服跟随着你。在圣马克宫赐宴席上也有你同席的光荣。我就不懂,一个人能够并且应该参加威尼斯元首和参议院的公宴,为什么反而不能参加招待摩德纳公爵先生的私宴。”(318-319)

  一听到这个威胁,我也就发起火来,愤慨之至了。我奔向门口,把插销一拉,把门从里面扣起来,然后踱着方步回到他面前,对他说:“别这样,伯爵先生,你的仆从从不必过问这件事,让我们两个人来解决。”我的行动和我的态度登时叫他冷静了下来:他的举止显示出他的惊讶和恐惧。我看他怒气消了,就用简短的几句话向他告辞,然后,不等他答复,就去把门打开,跨了出去,昂然地从他的仆从中穿过。(320)

  此前他一直受困于话语的无能,经常陷入窘迫和慌乱的境地,话语使他深受压迫和自卑之苦。然而在威尼斯,他作为行动者投身于社会。卢梭在写到这一时期时罕见地多次使用大段的直接引语,来呈现让-雅克的抗争、驳斥、挑战等,表现出了最强的话语力量;而用模仿性最弱的间接话语来描写对手们的话语或反应,以压制或遮蔽他们的声音。他的话语不再限于一些简短的感叹,而是具有了长度。直接话语中的让-雅克几乎变成了演说家,语气坚定、自信和自如。他的直接话语呈现出来的雄辩与攻击力与对手的间接话语呈现出来的招架甚至无言以对构成鲜明对比,在气势上压倒了对手。这一系列直接话语不仅是聚光灯,而且是放大让-雅克音量的扩音器。如果说前面的间接话语使华伦夫人的形象黯然失色,那么上述段落中的间接话语则令让-雅克威尼斯时期的对手们的形象扭曲失真了。当叙述者用自己的语言转述让-雅克的对手的话语时,这些间接话语成为了“话语中的话语”,对手们的话语被叙述者窒息、甚至剥夺,他们遭到了“噤声”。在现实层面,让-雅克受到权力和地位的压迫和羞辱,最后愤然辞职而去,是一个失败者;而在叙述层面,叙述者用语言为自己进行正名和复仇,直接和间接话语形成的力量的对比堪称是对让-雅克不成功的社会关系和交往中所蒙受的羞辱和失败的一种平衡,一种自我英雄化手段,或者说是一种精神胜利法。米卡米说:“也许,尽管这段行动时期以失败告终,但是对于他在作品中释放其话语能量、以追求其在威尼斯未能实现的公正却是必要的。”[12]此时的卢梭恐怕已经忘记了自己是在写他的“回忆录”,而是当成了小说。让-雅克的凛然正气借助于直接话语的冲击力压倒了对手们的漫画式“失声”形象。

  在《忏悔录》中,让-雅克最早发出的直接话语不仅数量少,而且篇幅短,在句法上简化至最低。让-雅克出生时便丧母,父亲无法走出丧偶之痛,时常将母亲挂在嘴边,每当听到父亲提起母亲,让-雅克总是脱口而出:“好吧,爸爸,我们又要哭一场了”(6);让-雅克因朗贝尔西小姐的梳子莫名其妙地断了齿而被冤枉为恶作剧者,尽管受到百般审问,他仍坚决否认,和表弟贝尔纳在极度气愤中连声抗议:“刽子手!刽子手!刽子手!”(19)他童年时因为淘气而被罚不能吃饭,当他经过厨房时看到铁叉上的一块诱人的烤肉时,他垂涎欲滴,禁不住悲戚地叹息道:“烤肉,再见吧!”(31)在两位贵妇就吃药问题的谈话中间,让-雅克本想献殷勤却不合时宜的插嘴道:“我想就是这种药也不见得有效!”(118)这使轻松的谈话顿时陷入尴尬。他的“说话不假思索的可嘉习惯”(257)经常使他说出一些傻话,使他在别人面前被视为疯子。

  由此可见,当让-雅克有话可说时,话语完全不加控制地脱口而出。他的口和心是直通的,他的口中所言,乃心中所想,是一种本能的和自然的冲动,掠过其内心的某种感觉或情感瞬时转化为他无法控制的话语。所以这些直接话语前面经常带有这种自发性的说明和标志:“那时我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理解表面的情况如何使我脱不开罪责”(19),“我不由自主地也向它鞠了一躬,用悲戚的声音对它说”(31)。让-雅克早年话语的这种自发性、直接性让我们联想到卢梭在其有关语言起源的理论著作中所描写的自然人的语言特征。

  早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就以一名哲学家的视角触及了语言的起源问题,在《论语言的起源》中,他对这一问题做了更加详细的阐发。在卢梭看来,语言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而是和科学、艺术、经济一样,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有一个起源和发展的过程。纯粹自然状态的野蛮人分散于森林的各处,没有交际的需要,因此无需语言。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人类为了应对恶劣的生存环境逐渐走出孤立和隔绝的状态,产生了交往,结成家庭和团体,于是社会萌芽了。卢梭描写了人类发展介于原始的自然状态和文明状态之间的一个中间阶段:“人的资质的发展在这个时期恰好处于原始状态下的悠闲与我们的自爱心的急剧活动的正中间,因此,这是人类最幸福的时代,同时也是持续的时间最长的时代。”[13]卢梭将这一中间阶段称为社会萌芽阶段(la socit commence)或第二个自然状态(le second tat de nature),也是语言刚刚诞生、但尚未成型的时期。这时人类发出了“简单的声音”(de simples sons)[14]“不咬字的叫喊”(des cris inarticuls)[15],辅之以手势和摹声。这一时期的语言是粗糙的、形象的,却是透明的,是心灵的最直接、最本能的发声。

  以上所举直接话语,均为让-雅克在童年和少年时所言。我们知道《忏悔录》第一部分,特别是第一卷所描写的让-雅克的闲散、简单而幸福的阶段与卢梭理论体系中所描写人类的青少年时期十分相似。让-雅克最早的一些话语只是只言片语,在结构上呈现为最简单的名词句或结构非常简单的句子。这些几乎不成句子的话语和人类最早的摹声词一样,是内心的即时、直接的表达。他的口与心之间是“短路”的,尚未经过“脑”这一中介的阻隔和过滤。和“先有感觉,然后有观念”[16]的人类一样,让-雅克“先有感觉,后有思考”(6)。他耽于遐想,惧于思考,思考于他来说是一种异己的力量,是一种压迫,是话语的抑制器:他“一思考就感到累。凡是迫使他思考的事,无论强迫性有多小,他也感到惶恐”[17]。让-雅克之所以在公共场合和社交界说话时充满惶恐,是因为此刻开口需要强迫自己掂量和权衡。话语与内心之间只有内外之别,而无先后之分。所以“我的心像水晶一样透明,从来不会把一份稍微强烈的感情隐瞒一分钟”(456)。

  “语言当然是根据人的需要形成的,也随着这些需要的变化而变化和变坏。”[18]“随着需要的增加,事情的复杂化,知识的扩展,语言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语言变得更加准确,激情却减弱了;它用思想代替了感情,不再诉之于心灵,而是诉之于理性。”[19]这是卢梭为我们描绘的人类语言的“进步”或“堕落”轨迹。语言的不断定型、系统化和完善的过程也是人类从自然状态走向社会状态的一个外在显现。语言的堕落表现为规范、理性和冷漠,沦为一种中介和工具。语言不再直接诉诸心灵,而是诉诸头脑,通过理性来达到与心灵的间接沟通。此时,口与心、词与物之间发生了断裂甚至背叛,语言异化为一种表象。例如《新爱洛伊丝》中描写的巴黎社交界的语言:“他们的话,根本不是出自他们的内心;他们高明的见解,不是他们自己的。他们说的话,不能代表他们的思想;你只能见其面,不能见其心。”[20]然而,让-雅克的话语却未重复这一轨迹,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并未增添他的话语的理性成分,和《新爱洛伊丝》中的圣普乐一样,他对社交界的语言始终抱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和厌恶,“我的社会阅历越多,我的举止和言谈越不能适应它的情调。”(160)面对华伦夫人,面对威尼斯的诸多对手,喜与怒,爱与憎,从他口中表达出来仍然“不假思索”。即使垂垂老矣,在卢森堡元帅面前,在与戴莱丝话别时,踏上伯尔尼的土地,沉醉于圣皮埃尔岛的湖光山色中,每当让-雅克内心受到强烈触动,话语仍然像孩童时期一样脱口而出,辅之以涕泪交加、匍匐跪地。让-雅克始终未走出心灵的童年:“虽然在某些方面,我生来像个大人,但在相当长的时期我始终还是个孩子;就是现在,我在很多方面还像个孩子。”(179)[21]他的话语和他的内心一样是恒定的,如卢梭在《致博蒙先生书》中所言:“我一直是同一个我。”[22]在卢梭的思想体系中,儿童恰恰是人类发展进程中自然人的写照。

  如果我们把《忏悔录》中让-雅克的直接话语放在一起,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话语与某种正在膨胀、正在积聚的某种情感的冲动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些激情或为狂喜,或为愤怒,或为感恩,或为委屈,或为痛苦。对于像让-雅克这样如此腼腆、守口如瓶的人来说,开口往往不是主动而为,而是在某种强烈外力下的条件反射。

  在前文提到的折断的梳子一节中,愤怒使让-雅克这个“在平常生活里性情腼腆温顺”的人“在激情奋发的时候”(18)发出了“刽子手”的抗议。当让-雅克和华伦夫人终于在沙尔麦特找到一处称心的房子而第一次过夜的时候,狂喜使让-雅克“拥抱着这位可爱的女友,欣喜若狂,激动得睁着泪汪汪的双眼对她说道:呦,妈妈,这真是幸福和纯洁的住所啊,我们要是在这里找不到幸福和纯洁,那就别到其他地方去找了。”(231)同样在伊甸园般的沙尔麦特,让-雅克和华伦夫人漫步于幽静的山谷,触景生情,感到一种天堂般的喜悦:“在满怀柔情的激动中,我拥抱着这位可爱的女友,热烈地向她说:妈妈,妈妈,这个日子是你好久以前就许给我的,除此以外,我什么也不希望了。由于你,我的幸福已达极点,但愿它永不减退!但愿它和我能领会这种幸福的心一样长久!但愿它只能和我自己同时结束。”(253)晚年的让-雅克和朋友爬山时看到路边一株长春花,不禁想起三十年前与华伦夫人结伴而行的类似情景,过去和现在在让-雅克的头中发生了时间短路:“我突然间高兴地叫了一声:啊!长春花!”(234)当让-雅克在华伦夫人身边的情人的地位被取代后,难过、委屈、不解令他无法抑制内心的痛苦:“啊!妈妈,我以难于压抑的难过心情向她说,你怎么竟跟我说这样的话呀?”(272-273)让-雅克被蒙莫朗西森林内退隐庐的幽静所打动,以至于“我曾在兴奋之中不知不觉地冒出这样一句话:啊!夫人,多么美妙的住所啊!这才是为我天造地设的一个退隐地点呢。”(404)初春生机中的退隐庐令让-雅克仿佛置身于幻境之中,“忽然一阵莺声扣动了我的心弦,我在狂喜中叫道:我全部的心愿终于实现了!”(412)让-雅克在圣路易山,在卢森堡先生的关照和垂青下,引来许多贵族的朝拜,让-雅克对卢森堡先生感激涕零:“正是在这种感激心情的激奋之中,我有一次拥抱着卢森堡先生对他说:啊!元帅先生,在认识你之前我通常是恨大人物的,自从你使我这么亲切地感觉到他们是那么容易得到人们的爱戴后,我就更恨他们了。”(538)让-雅克逃出了法国,来到了安全自由的伯尔尼,激动之情令其“趴下来亲吻大地,并在情感激动中叫道:天啊!你是道德的保护者,我赞美你,我踏上自由的土地了!”(600)在圣皮埃尔岛,他时常泛舟湖上,全身心沉醉于大自然的美景中,“有时我心头一阵发软,就叫将起来:啊!大自然啊!我的母亲啊!我现在是在你单独的守护之下了,这里绝对没有什么奸诈邪恶的人插在你我之间了。”(657)

  在以上直接话语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话语的表达功能和情感功能(雅各布森语),即它们指向说话的主体,话语所承载的情感大于话语的内容本身。这些话语不是重在传递某一信息,而在于传导某种激情。这些开口的时刻均为感情饱满、喷薄而出的时刻,与这些话语同时的,是让-雅克的身体反应和动作:这时他的血在沸腾,心在收缩,身在战栗,腿在发抖在他开口之时,激情同时外化为身体的表现,诸如“拥抱”、“颤抖”、“下跪”、“战栗”、“心跳”、“抽泣”、“亲吻”、“叹息”等,或者说这些肢体动作也是一种语言,是一种更加本能、更加表意的语言[23],与声音的语言相辅相成,同为内心情感的外在显现。尤其是“下跪”的出现,更使让-雅克的开口具有某种宗教仪式般的隆重与夸张。在这些情形下,让-雅克的内心情感如同涌动着的炽热的岩浆,聚积、燃烧、膨胀,寻找着出口,最后通过话语从口中夺路而出,形成一座座感情的火山。这些来自心灵的声音构成一团团烈火,燃烧的则是激情。直接话语构成了激情的巅峰时刻。在《爱弥尔》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同样的情形。叙述者“我”在讲到如何对年轻人施教时,坚称话语只有发乎心,才能达于心。为此,他把宣教当做一种仪式,以自然为证,以万物为记:“我将在我的眼睛、声调和姿势中表达我希望对他唤起的人情;[]我绝不长篇大论和杂乱无章地讲什么枯燥的教条,但是我要流露出充沛的情感。”在讲到动情之处,叙述者也身口并用:“我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让热情的眼泪留在他身上,我将告诉他说:你是我的财产,我的孩子,我的事业”[24]

  让-雅克话语的这些特点,亦如卢梭在《论语言的起源》中描写的原始人的语言。与赫尔德所认为的语言来自于人的理性、是人的知性的产物不同,卢梭把人类语言的产生归因于感性和激情:“这种起源来自何处?来自精神的需要,来自激情。[]它既不是饥饿,也不是口渴,而是爱、恨、怜悯、愤怒使他们发出了最早的声音。”[25]语言在成为交流工具之前首先是激情的表达,人类最初的语言是感性的,是内心猛烈活动的表现。原始语言可以没有含义,但是不能没有激情。[26]而且对于卢梭来说,人类最初的语言就是诗,不仅是诗,还是音乐,与其说是说的,不如说是唱的。“诗、歌、线]

  让-雅克的话语除了伴随着身体的夸张动作外,还充斥着诸如“h bien”,“ah”,“hlas”,“quoi”等语气词,这些以元音为主体的语气词,恰如原始人自发表达感情的摹声词。[28]“在原始语言中,感情立即原原本本地显现出来,感情的本质和发出的声音是合一的。”[29]和原始语言一样,让-雅克说话是顺从来自内心深处的不可抑制的冲动,保持着“自然的叫声”的语调和语气。而且,让-雅克在说话时身体的动作也如原始人类在篝火(北方语言的起源处)或水井(南方语言的起源处)旁取暖或取悦异性的舞蹈一般。话语和激情,身体和灵魂,合而为一。语气词的大量出现,名词句、感叹句以其强烈的抒情、停顿和旋律使他的这些或长或短的独白具有强烈的诗意和音乐性,具有人类自然语言的表达力。诗、话、舞在激情状态下达到了三位一体,话语与心灵和本质之间呈现出一种无限的趋近性。

  不幸的是,让-雅克虽然以未受到文明的异化、保持着一颗野蛮人心灵的自然人自居,但现实则是他生活于人心不古的文明的社会状态。在他自己看来,他的口与心、话语与激情是直接对接的,四肖平特中特兔费公开,他希望别人能够从其话语直接看到、读懂他的内心。而在社会状态下,人与人之间是无法实现内心的直接沟通的,话语就成为一种必要的交流媒介。而话语恰恰是让-雅克致命的缺陷、甚至梦魇,令他深受误解之苦。说者满怀激情,听者无动于衷:在《忏悔录》结束时,当让-雅克把自己的手稿朗读给他人听,并慷慨激昂地表明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换来的是一阵难堪的沉默:“我的朗读就这样结束了,大家都默默无言。”(670)沉默或者说无语阻断了让-雅克与听者的沟通和交流,自我和他者之间,即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没有实现。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和《对话录》的卷首题铭中两次引用奥维德的名言来表露心迹:Brabarus hic ego sum, quia non intelligor illis(对他们而言我是一个野蛮人,因为他们不能理解我)。

  卢梭几乎在其每部理论著作中,都为我们构建了一个自然状态的神话,作为批判当下的、文明的社会状态的参照。这既是他所有立论的起点,也是对一去不返的简单、纯朴的自然状态的一曲挽歌。

  《忏悔录》中以直接话语形式再现的“所言”,如同书中所写的“所为”或“所想”一样,最终目的要落实为“所是”,这个“所是”就是他在各部著作中反复表达的自然人形象。卢梭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回归自己的内心,把对自然人的想象投射于让-雅克身上。他所崇尚的自然人情感和话语的直接性、自发性和原始性在让-雅克身上得到了体现。自然人形象和特征已经内在化为卢梭创作的一个基因,在《新爱洛伊丝》中这一基因生成为圣普乐、朱莉,在《爱弥尔》中生成为爱弥尔、索菲,在《忏悔录》中则内化为“举世皆浊(altr)我独清(innocent)”的让-雅克,自然人神话从而具象化为个人神话。福楼拜的那句名言完全可以套用在卢梭身上:“自然人就是我!”“只有我是这样的人。”(3)虽然卢梭在《忏悔录》开篇就誓言“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3),但是他所写成的让-雅克仍旧是一个皮格马利翁式的想象的创造物,呈现出来的是卢梭自认为的、他所希望的“自为的存在”,而不是一个原原本本的“自在的存在”。让-雅克的“所言”同其“所为”、“所感”和“所想”一样,与其说是他过去的实在所言,不如说是一种修辞,是其语言哲学观的一个体现。这些直接话语以其强烈的抒情性构成《忏悔录》中最诗意化、最小说化、最戏剧化的段落,也是最不可信的段落。如法国自传研究专家古斯多夫在论及自传的意义时所言:“不管古往今来的实证主义批评家如何声言,特有的文学、艺术功能比史实、客观功能更加重要。而如若真正理解自传的本质,则文学功能本身较之其人类学意义则显得更加次要了。”[30]

  [3] 例如菲利普勒热讷认为:“如何区分自传和自传体小说呢?必须承认,如果我们停留在文本的内部分析,二者没有任何区别。为了使我们相信叙事的真实性,自传所用的一切手段,小说都可以模仿,而且也经常模仿。”(Philippe Lejeune,LAutobiographie en France,Armand Colin, 1998,p. 17)

  [5] 本文在使用“话语”一词时,指的是《忏悔录》中以直接引语或间接引语等语法形式呈现出来的人物所说出的话,相当于卢梭在其哲学著作中使用的“语言”一词,而不是当今结构主义理论赋予“话语”一词的含义。

  [6] 不论自传的传主与生活中的原型如何相似,传主毕竟只是作者即使不是虚构,也是建构起来的一个纸上的人物,与真正的生活原型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我们用让-雅克来指称《忏悔录》的传主(这也是卢梭在书中对过去的自己的称呼),以示与作者卢梭的区别。

  [9] 卢梭《忏悔录》,范希衡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50、54、105、178、186、230、233、270页。后文出自《忏悔录》的引文将随文注明页码,不再另注。

  [10] “她对我说:哎,孩子,她的声音使我战栗,你这样年轻就到处漂泊,实在太可惜了。她不等我回答又接着说:到家里去等我吧,叫他们给你预备早饭,弥撒以后我就来和你谈谈”(《忏悔录》,第50页)。

  [13] 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93页。在《论语言的起源》中,卢梭结合人类生产方式的演变对这一中间阶段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述,他将生活于原始的自然状态、中间的社会萌芽状态和制度化的文明状态的人分别称为原始人(le sauvage)、野蛮人(le barbare)和文明人(lhomme civil),在生活方式上,原始人是猎人(chasseur),野蛮人是牧人(pasteur),文明人为农人(laboureur)(SeeEssai sur lorigine des langues,inOeuvres compltes, tome V, Bibliothque de la Pliade,Gallimard, 1995,Chapitre IX)。在语言上,卢梭最为推崇中间阶段,因为此时的语言虽然具有了某些约定,但是尚未变为一种奴役,而且语言因言为心声、言之有物而成为充盈的、透明的语言。

  [16] 卢梭《爱弥尔》(下),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16页。卢梭在《论语言的起源》中,再次表达了这一思想:“人不是先有推理,而是先有感觉。”(Essai sur lorigine des langues,op.cit., p. 382)

  [21] 也如《对话录》中“卢梭”对“让-雅克”的评价:“他是自然造就的结果,[]此后到了成年时期,他几乎还是原来那个样子,现在,经过60年的磨难和不幸之后,时间、逆境和人仍然没有怎么改变他。他的身体衰老了,出了毛病,他的心却一直很年轻;他仍然保持着年轻时的爱好和激情。他直到生命的尽头,都是一个老孩童。”(Rousseau juge de Jean-Jacques, Dialogues,op.cit.,pp. 799-800)

  [26] 卢梭的语言起源观和中国古代的诗歌起源论如出一辙:“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卢梭的语言之于激情恰如中国古代诗论中的“诗”之于“志”、“言”之于“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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